證券時報網
聶英好
2025-10-09 11:35
深圳硬科技新星，正在集體浮出水面。
近期，界面新聞記者統計發現，繼登陸科創板的影石創新后，深圳正集中涌現一批類似的高成長硬科技企業。
制圖：界面新聞 何苗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估值之外，深圳這一輪涌現的新科技企業，大多數都有著極強的營收與盈利能力。
以2024年年收入為例，界面新聞記者統計發現：
3D影像設備公司影石創新，收入已達到56億元；
便攜儲能公司正浩創新，收入已超80億元；
骨傳導耳機制造商韶音科技，銷售額逼近71億元，營收約50億元；
3D打印設備公司拓竹科技，收入約50億元；
3D打印設備公司創想三維，收入達22.88億元；
掃地機器人公司云鯨智能，收入約30億元。
2025年上半年，科技圈的鎂光燈幾乎全部聚焦在杭州。從DeepSeek大模型登上全球頭條，到宇樹科技的機器人頻頻亮相海外，再到現象級文化產品《黑神話：悟空》，杭州的“六小龍”們搶盡了風頭。
相比之下，深圳顯得有些“失語”，“大疆之后再無深圳創新”的聲音也隨之四起，疊加前兩年產業資源外流的論調，一度顯得勢頭不足。
然而從近期涌現的深圳新科技公司來看，AI和具身智能產業浪潮下的有效應用創新，正在深圳這座城市陸續爆發。這些企業將理論和技術迅速轉化為高價值商品，并正在迅速得到全球市場驗證。
“全鏈”創新，全球市場
界面新聞發現，深圳這次獨角獸浪潮的一大特點，是從創立之初就瞄準全球市場，依托“高端市場需求倒逼技術升級”，形成“研發—市場—再研發”的正向循環，而非簡單“出海賣貨”。
在市場需求上，全球科技浪潮進入新一輪由人工智能推動的迭代，帶來“需求釋放窗口”。消費電子升級（AR/VR、智能穿戴、無線耳機）、能源革命（戶外儲能）、工業替代（3D打印）等領域在全球化的需求增長，為深圳企業提供了天然的發展土壤。
3D打印機公司拓竹科技2020年成立于深圳，這家由大疆前員工創立的企業，撕開了消費級3D打印市場的口子，4年時間，從0到超50億營收，創造近20億凈利潤，估值超百億。
不少長期關注深圳創投領域的人士告訴界面新聞，以拓竹為代表的這一波深圳硬件企業，具備兩大核心共性：技術具備創新性和領先性，知識產權布局充分；同時開拓國際市場，敢于直面海外競爭者，與國際市場深度融合。
過去的全球分工是“美國主導科技與營銷、歐洲強調設計、中國承擔制造”。如今，深圳的新一代企業正在打破這一格局：不僅在生產端掌握主動權，更在研發、設計和營銷上全面發力，形成全鏈條的自主掌控。
拓竹的“工業級技術普及化”路徑頗具代表性。過去，消費級3D打印機常因良品率低、校準復雜而難以進入大眾應用。拓竹通過引入43個傳感器，實現自動校準，將良品率從70%提升至98%；再疊加16色混打和AI質檢，讓消費級設備達到較高的制造標準。
這種技術下沉不僅改善了用戶體驗，也改變了行業競爭格局，將原本數萬元的高端設備功能，壓縮到千元級產品中，以可負擔的價格滿足更廣泛的消費群體。
此外，深圳圍繞著亞馬遜、TikTok等平臺的跨境電商生態已經極度成熟，也為企業全球銷售提供了天然渠道。
這一差異直接體現在營收數據上：2024年，以掃地機為代表產品的云鯨智能，海外營收同比飆升近7倍；拓竹憑借高速3D打印機在歐美市場快速增長，全年營收突破50億元；正浩創新依托便攜式儲能產品，營收高達80億元。
“大廠系“創始人集體崛起
可以這樣說，深圳這一輪硬科技獨角獸的爆發，絕非偶然。它背后是一個由“人才—供應鏈—全球化市場—務實資本”構成的、高速旋轉的閉環增長飛輪。
觀察拓竹科技、正浩創新等公司的創始人背景，一個共同的標簽浮現出來——“大廠孵化”。相較杭州，深圳這一次獨角獸的顯著特色在于“華為系、騰訊系、大疆系”的集體登場。
在深圳這波獨角獸中，榮耀、引望智能誕生于華為生態；元象XVERSE和超參數科技的創始人均出自前騰訊AILab；正浩創新、拓竹科技的創始人都曾任職過大疆。
長期關注深圳科技企業發展的國際知名咨詢機構相關負責人羅志文認為，初創企業的創始人從大廠出來，大廠經歷塑造了其相對完善的商業思維與邏輯體系，使其形成系統化、國際化認知，具備開闊視野與較強綜合業務能力，并非草根創業者的“草莽”狀態。若企業僅依賴初始創意和資本加持，無法實現業務閉環與產品變現，便難以獲得持續增長。
以拓竹科技的創始人團隊為例。他們深度脫胎于大疆，與純粹的互聯網或軟件背景的創業者有著本質不同：
系統工程思維：他們在大疆經歷過從0到1打造一款復雜硬件產品的全過程，深知軟件、硬件、結構、供應鏈、量產之間如何協同。他們思考的不是單一功能的實現，而是整個系統的最優解。
供應鏈認知：他們不需要從頭學習如何與工廠打交道。誰家的模具精度最高，哪里的芯片代理商最靠譜，如何管理數千個SKU的物料，這些知識已經內化為他們的本能。
全球化視野：大疆的成功本身就是一個全球化的故事。這使得這批創業者從第一天起，瞄準的就是全球市場，他們的產品定義、營銷策略、渠道建設都具備天然的國際化基因。
前大廠產品經理、現深圳AI+硬件創業者劉培更是對界面新聞直言，自己將深圳的人才和杭州的對比，很明顯可以發現杭州真正“打過硬仗”的人并不多，缺乏有項目經驗的人，“應屆生到處都有，高校培養的人才已經溢出了，但企業需要的是那些能扛住項目壓力，拿到過結果以及真正解決問題的人。”
換句話說，大廠系人才外溢帶來的不僅是經驗，還有實戰方法論。
羅志文總結道：“大廠出來的高級人才，往往都是帶有一定資源出來創業的。”軟性資源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人才，二是供應鏈。人才層面，大廠背景的創業者能夠迅速聚攏理念契合的核心骨干，搭建高效的團隊框架，并持續吸納年輕力量。供應鏈層面，則體現為整合上下游的能力。二者共同解決了企業“活下來”與“活得更好”的核心挑戰，華為系、大疆系企業的高存活率也印證了這兩點的關鍵作用。
柔性供應鏈替代成本優勢
如果說創始人是“大腦”，那么珠三角獨特的供應鏈體系便是這群企業增長的關鍵因素。但今天再談論珠三角的供應鏈，不能只停留在“成本低”的印象中，而要將之視為“創新中心”，其核心優勢在于“速度”和“柔性”。
羅志文強調，“不能只看深圳，要把它放在珠三角整體中看”，東莞、惠州、中山等地的生產基地環繞，深圳承接研發與市場營銷環節，再通過周邊制造體系迅速落地，形成了獨特的商業閉環，讓研發、試產和量產之間的路徑大大縮短并可快速跟進全球需求變動和競爭帶來的產品迭代要求。
2024年新晉獨角獸創想三維便是典型案例。該公司向界面新聞表示，成本控制正是3D打印技術能夠真正走向大眾的關鍵。背后是深圳強大的供應鏈體系在托舉。像光固化設備的核心部件，在深圳最快只需兩小時便能完成采購與調配；華強北的硬件生態也降低了制造門檻。十一年前，公司起步時，歐美品牌設備動輒數萬元；而如今，依托華強北的成熟配套，創想三維將全球消費級設備的均價拉至千元級。
已登陸科創板的影石創新，同樣印證了這一邏輯。影石最初在南京起步，后來整體遷至深圳。深圳及周邊的供應鏈為其提供了關鍵便利：鏡頭模組核心供應商弘景光電位于中山，主要外協加工廠商東莞能率距其僅2小時車程。更重要的是，依托手機產業鏈外溢效應，影石每一代產品性能顯著提升，價格卻波動極小，快速打開了市場。
若與長三角對比，珠三角供應鏈的“柔性化”優勢更顯突出。長三角的供應鏈強調“規模化、標準化”，典型如汽車制造——特斯拉在上海、吉利在杭州和寧波，優勢在于大批量生產與成本控制。而珠三角的供應鏈能夠支撐AR/VR、儲能產品、運動相機等“小批量試產—快速迭代”的硬科技賽道。
即便杭州周邊（如蘇州、昆山）具備消費電子產業鏈，但這些配套往往依賴于“果鏈”等跨國公司主導，缺乏自主創新和全鏈條主導權，更多是為國際巨頭服務，而不是支撐本土硬科技企業的快速成長。
一位畢業于南京大學、現于深圳創業的創始人向界面新聞提到，其研發的產品需通過硬件落地，因此要進行小批量試產。來深圳之前，他曾先后聯系過杭州和深圳周邊的生產商，但杭州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工廠，而深圳很快就對接上匹配的供應鏈伙伴。目前，樣品生產進入溝通階段。
“深圳和大灣區的硬件市場，原本就有一種野蠻生長的土壤”，一位長期關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產業鏈人士向界面新聞表示，華強北靠拆機、組裝、仿制起家，形成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快速試錯文化。后來華為、OPPO、vivo等整機廠的崛起，把這種草根式的靈活性規模化、集團化，沉淀為完整而成熟的產業鏈。
換句話說，長三角的消費電子供應鏈更多依賴外部牽引，標準化強但靈活度不足；珠三角則在“野蠻生長”中形成的供應鏈生態，更能支持深圳硬科技企業快速試錯，快速迭代，快速量產，從而快速搶占市場。
背后的市場化務實資本
2015年，深圳創投熱潮多關注概念（如柔宇科技的泡沫），但界面新聞記者觀察到，如今資本更務實，關注技術積累與盈利模式，投資邏輯也已從之前的“看概念”轉向“重商業閉環”。
這一趨勢在李湛所處的投資機構身上得到了鮮明體現。據了解，該機構當前已將投資重心聚焦于初創階段的硬科技項目。
李湛表示，創投機構在投資早期項目時主要圍繞三點展開，一是創業企業目標市場真實存在且明確，市場容量較大，可為企業估值提供支撐，而估值與未來業績直接掛鉤。二是團隊技術優勢顯著，在行業內處于引領地位，而非模仿追隨。三是創業者個人具備較強人格魅力，能推動團隊實現質的飛躍與持續迭代；同時擁有結構互補的團隊，為企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然而，界面新聞梳理發現，支撐深圳這波科技獨角獸的主要力量仍是市場化投資機構，如騰訊、紅杉資本等，國資參與相對有限。
對此，國資創投機構人士陳燁坦言，他們已注意到這一現象，并反思“國資背景的創投機構不應錯失這些優質獨角獸企業。”在他看來，這與國資的投資偏好密切相關。從項目分布來看，國資投資呈現“正態分布”：對極早期、高不確定性項目涉足較少，對風險底線過低的項目也保持謹慎，因此更多聚焦“四平八穩”的成熟型項目。這種投資邏輯，決定了國資更強調穩健，而非激進冒險。
“國資創投普遍采取集體決策機制，而那些未來可能成為現象級的企業，往往在早期充滿爭議。在集體審議過程中，這類項目很難獲得一致認可，從而導致國資可能錯失部分明星企業的投資機會。”陳燁提到。
深圳在今年7月出臺了《深圳市科技創新領域寬容失敗履職盡責認定工作指引（試行）》（下稱“《指引》”），營造鼓勵創新、支持擔當、寬容失敗的氛圍。《指引》覆蓋全市財政資金資助的科技創新活動，適用于事業單位（如高校、科研院所、衛生醫療機構等）、企業等單位及其相關科研與管理人員，明確了5項勤勉盡責條件和9項免責情形。制度設計意在為科研人員和投資人松綁。
然而兩個多月過去了，政策的實際效果仍有限。陳燁坦言，自己觀察到領導在決策時依然擔心審計問題，容錯機制并未真正落地。早期創新本就充滿不確定性，但在當前環境下，投資機構依舊收緊風險把控，對賭條款嚴格，創業者因此產生抵觸。“從和創業者的溝通來看，大家的弦還是繃得很緊，沒有放開手腳。”
在他看來，癥結在于制度錯位。制定政策和執行投資的是一撥人，而審查、問責的是另一撥人。業務部門希望鼓勵創新，但紀檢與審查部門手握“鞭子”，仍以追責為導向。如果容錯機制能夠由審查部門主導制定并落實，才可能真正釋放信號，讓業務機構敢于放手去做突破。
目前，深圳仍在補短板中前行，尤其是在人才保障層面持續發力。羅志文提到，深圳正在推進兩項關鍵工作：一是構建住房保障支撐體系，為人才解決居住難題；二是大力建設高校，孵化培養人才。
深圳的科技實力是建立在人才、供應鏈、市場協同的系統性能力之上。即便在部分領域存在短板，這種“系統化能力+區域閉環優勢”的組合，仍是其他城市短期內難以復制的核心競爭力。
正如羅志文所說：“這不是單一的第二波高峰，而是一波接一波的迭代。”未來，隨著“AI+硬件”融合的不斷深化、科技容錯機制的真正落地以及深港進一步融合所帶來的龐大人才資源，深圳科技產業的迭代能力還將持續釋放。
（應采訪對象要求，李湛、劉培、陳燁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