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周邊,不時能遇見佩戴著工牌、操著一口普通話的互聯網大廠“打工人”——阿里、美團、小紅書等內地互聯網企業扎堆聚集于此,讓如今的銅鑼灣悄然換上了新氣質,科技氛圍愈發濃厚,“含科量”直接拉滿。
近兩年來,互聯網巨頭們紛紛將目光聚焦香港:有的剛邁出落子布局的第一步,有的早已深耕多時,正加大力度開疆拓土,還有的正著手謀劃到此開辟新戰場。眼下,隨著內地科技巨頭們前赴后繼地加碼布局,香港朝著既定的科創藍圖又扎實地邁進了一步。
內地大廠扎堆香港核心商圈
日前,記者來到小紅書位于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的海外總部RED city,該辦公室整體面積約有五六百平方米,整體采取開放式設計,盡顯互聯網企業的活躍氣氛。記者與現場工作人員交流了解到,目前小紅書香港辦公室的核心業務聚焦海外商務拓展與運營,團隊正處于擴充階段,不過具體人員招聘與補給由總部統一統籌。

據悉,小紅書于今年6月正式宣布在港開設辦公室,這是小紅書首次在中國內地以外設立辦公室。小紅書商業跨境業務總經理千月表示:“香港對我們而言不僅是重要市場,更是一個關鍵橋梁。跨境業務團隊將發揮雙向鏈接作用:一方面協助境外品牌對接中國內地消費者,同時支持中國內地品牌拓展至境外市場。我們的香港團隊不僅服務本地的用戶,部分職位更支援亞洲區及其他境外市場的業務發展。”
無獨有偶,就在小紅書香港公司樓下,坐落著內地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據阿里內部員工透露,香港公司聚合了旗下多個核心業務團隊,國際站、支付寶(Alipay)、螞蟻銀行(Ant Bank)等業務均在此設有分支。更引人關注的是,近期阿里與螞蟻集團聯合宣布,斥資66億元人民幣收購銅鑼灣港島一號中心共13層商業寫字樓,從長期“租客”一躍成為“業主”,足見其對香港市場的長期布局決心。

記者了解到,另一家巨頭字節跳動也曾在此租用了3000平方尺的辦公空間,與阿里、小紅書在同一棟樓,但這兩年搬遷至不遠處的中環IFC。在與時代廣場相隔不遠的利園一期,美團、小米、京東等內地互聯網科技大廠同樣在此落子布局。除了內地科網企業,蘋果亞洲辦事處、谷歌香港辦事處也選址于這一區域。沿著“銅鑼灣—灣仔—中環”這短短三站地鐵線路,香港正悄然崛起一條“內地大廠一條街”,儼然成為初具雛形的香港“新硅谷”。
內地大廠加速布局香港的背后,是香港科創生態的日漸成熟。早在2022年,香港特區政府便發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首次推出清晰系統的創科產業政策,明確將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先進制造與新能源科技三大領域列為戰略型產業,集中資源重點突破。與此同時,特區政府還推出一系列資金支持計劃,從政策層面為本地創科生態的發展注入動力。
同時,香港具備高度開放的資本市場、成熟的法治體系、全球化的人才與資源網絡等優勢,這些優勢對意圖“走出去”、布局國際化的企業產生了強大吸引力。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文雅靖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對于大型內地科技企業而言,香港不再僅僅是一個辦事處、擴展處,而是一個能夠提供資金、國際通道、科技孵化、法務服務、跨境運營等多維資源支撐的樞紐。這也是大廠們“扎堆”赴港發展以及阿里調整在港布局的深層次原因。
加速“招兵買馬” 普通話能力成“加分項”
隨著內地大廠在港布局的深化,今年以來,各大企業在港“招兵買馬”的節奏明顯加快,吸引了不少內地科技人才將目光投向香港。馬躍(化名)是一名來自武漢的求職者,他在今年通過了香港高端人才計劃獲得赴港發展的機會,原本在武漢從事產品運營的他,如今也想在港找一份對口的工作,“我是真的想在香港發展,近半年有留意到大廠在招人,投了一些簡歷也見了一些人,但還沒找到合適的。”馬躍表示。
記者留意到,雖然小紅書剛到港沒多久,但很快就啟動了2025年的校招,開設了包括商業化跨境業務MT、公關、法務、平臺專家等崗位招聘。此外,字節跳動也持續擴大在港業務規模,提供財務、營銷/運營、軟件開發、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等崗位。
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香港本地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招聘不同,在這些互聯網大廠的招聘中,較多強調英語與普通話能力,其中普通話能力是加分項,突出跨文化交流能力。這一細節一定程度上表明,內地互聯網大廠在香港的戰略定位,核心是依托香港的“橋梁”優勢實現“內聯外通”——既要服務好內地市場,又要借此擴大海外業務布局。
更具突破性的是,記者從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網站了解到,京東旗下公司Jingda HK Trading Co., Limited已于近日獲批保險經紀牌照,可經營的業務為一般及長期業務(包括相連長期保險)。同時,該公司已于近期更名為京東保險顧問(香港)有限公司。這意味著,京東將入局香港保險業。
在相關招聘平臺上,可以看到京東在以“京東”“京東保險”“京東科技”等名義,招聘保險相關崗位,包括合規負責人(香港)、保險TR、保險顧問IS、運營總監、保險出單員、保險營銷推動崗、香港IS等職位,業務拓展動作十分迅速。

對于內地大廠在港招聘帶來的影響,文雅靖認為,過去,由于香港創科產業發展不足,創科人才難以找到對口專業。隨著內地互聯網科技大廠到香港啟動人才招聘,對香港本地創科人才而言,釋放了一大批專業對口工作崗位,構筑高校與市場人才流動通道。
助力香港打通高校與產業“最后一公里”
事實上,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等內地大廠在香港的發展并非始于近年,但為何如今會呈現“加大力度布局”的態勢?尤其是阿里巴巴斥巨資收購寫字樓的舉動,更在一定程度上釋放出其對香港市場及獨特區位優勢的長期看好。
自李家超擔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以來,香港從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的決心愈發堅定,步伐也明顯加快。發展科技創新、強化“超級聯系人”作用,已成為近年來香港重要且迫切的任務。數據足以印證轉型成效:近期,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透露,2023年以來,特區政府已成功扶持近500家具潛力或引領性的創科企業在港落戶或擴大業務。這些企業的進駐,不僅為香港帶來了資金、技術與人才,更加速了本地創科生態圈的壯大,為香港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注入了關鍵動力。
“發展科技產業,人才先行”這一共識在香港的科創布局中尤為凸顯。當前,香港正積極規劃北部都會區大學教育城,且明確教育城將以“產業導向”為核心定位。文雅靖指出:“內地大廠在香港的發展,將為大學教育城建設提供重要支撐。它們可以將內地‘以產促教、以教強產’的成熟發展模式,在香港進一步驗證并優化,打造出適配香港特色的大學城模式。”更重要的是,內地大廠的進入,有效打通了香港高校與產業之間的“最后一公里”,讓高校的科研成果能夠更快地實現落地、轉化與應用,這一趨勢與香港北部都會區大學教育城的規劃理念高度契合。就在近期,華為云香港與香港理工大學宣布,雙方就科研協同、技術轉化、初創項目孵化及全球創科生態共建等方面深度合作,攜手加速香港理工大學優秀科研成果產業化發展及出海啟航。
事實上,除了互聯網大廠,今年以來,像科大訊飛、寧德時代等科技巨頭,以及一眾人工智能領域的獨角獸企業都已在港落戶,“越來越多的內地科技公司在港開設國際總部,以及選擇在香港上市,有利于把內地技術與香港資本打通,以香港為跳板加快爭奪全球市場。”文雅靖分析,香港擁有高度開放和成熟的國際金融體系,又有完善的監管與融資機制,對深圳及其他內地科技企業而言,選擇在香港設立總部或上市,不僅能降低融資成本,更能吸引長期機構投資者參與,有助于分散風險、緩沖外部關稅及訂單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
此外,這種布局也讓內地與香港的創新生態實現更深層次融合。香港在基礎科研、國際合作、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內地在工程轉化、產業化落地、供應鏈體系上具備強勁能力。通過在香港布局研發、注冊知識產權或進行成果孵化,可以實現“0到1”的基礎創新與“1到100”產業擴展的高效銜接,從而推動跨境科技成果轉化與大灣區科技一體化。
記者觀察:破解人才困局,方能激活香港科創動能
卓泳
科技產業的競爭本質是人才的競爭,香港深知這一共識,在大力發展科創的同時推出一系列的人才引進政策,然而,據記者觀察,從目前情況來看,這一共識在香港仍存在一些現實的挑戰。
眾所周知,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服務業占GDP比重超90%,金融、地產等傳統產業根深蒂固,長期主導資源配置與人才流向。而科創產業仍處于爬坡階段,產業基礎相對薄弱,這直接映射在科技人才的待遇和工作體驗中。一位在香港互聯網行業深耕多年的從業者對記者坦言:“香港互聯網行業的薪酬水平,與金融行業仍有不小差距,且配套福利相對有限,整體待遇并未達到預期。再疊加香港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普通科技人才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其實并沒有明顯優勢。”
這個矛盾,本質上是產業轉型滯后于人才需求的必然結果。長期以來,香港依托金融地產行業實現繁榮,導致科創領域出現了斷層,這體現在:一是資本流向,目前香港各類資金更傾向于涌入短期見效的金融產品,或是投向發展成熟、風險較低的項目,對需要長期培育、回報周期較長的早期科創項目,關注度與投入度仍顯不足。盡管香港特區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問題,近年陸續推出科創基金、耐心資本等支持舉措,初步引導部分資金流向早期科創企業,但從社會資金層面來看,對早期科創項目的偏好與投入意愿,仍有極大提升空間。
二是產學研的轉化,香港八大高校雖躋身QS世界百強,基礎研究經費也很高,但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卻很低,大量專利“沉睡”,仍未形成帶動人才需求的產業集群。也正因為這兩大問題,即便通過“高才計劃”“優才計劃”等政策吸引來港的科技人才,也常因難以找到薪酬待遇、發展空間相匹配的工作,最終選擇離開,導致香港“引才易、留才難”。
當然,我們也需客觀看待:香港科創產業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要構建起“研發—制造—應用”的完整產業鏈條,絕非一蹴而就。而破解當前人才困局的核心,在于打破傳統產業擠壓科創空間的路徑依賴,通過政策杠桿與區域協同,建立與香港城市定位匹配的科創生態。
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抓住當下已有不少內地大企業、大廠落戶香港的契機,擴大與這些企業的聯合開發,將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產能,通過科技企業的規模效應提升盈利空間,從而增強科技企業的薪資支付能力;另一方面,繼續推動香港高校與企業共建聯合研發中心,將成果轉化率進一步提升,讓科技人才在本地實現價值變現。
最后,要完善“人才保障”政策,緩解生活壓力。針對香港生活成本高企的現實問題,政府可考慮推出面向科創人才的專項保障計劃,對沖高生活成本帶來的壓力,平衡薪資與支出的落差,讓人才“留得下、住得安”。
事實上,香港科創人才的薪資困局,本質是城市發展轉型期的陣痛。但香港擁有的科研底蘊、金融活力與大灣區區位優勢,仍是其破局的底氣。破解之道在于構建一套產業留人的生態體系,當本地的科創產業形成自我循環的增長,人才的各方面待遇和生活成本能實現動態平衡,香港就能擺脫“金融獨大”的路徑依賴,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校對:李凌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