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來,我國實體企業產業轉移呈現三大格局,簡述如下。
第一是向省內周邊地市遷移。最明顯的案例是深圳制造業企業向廣東省內的地市轉移,如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地。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深圳近七成制造企業整體遷移至廣東省內周邊地市。這種省內遷移特征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密切相關,通過產業鏈延伸和資源整合實現產業升級。其中,電子信息行業(如電氣、機械、通信設備制造等)成為主要外遷領域。
第二是朝國內其他省份(相對于企業總部所在地而言)轉移。我國通過“放管服”政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10多年間,逐漸取消下放行政許可事項超1000項,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同時,提倡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推動產業要素流動,促進區域分工合作。部分行業呈現“高端留省內、低端環節外移”的分化趨勢。相應地,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項目數量和投資額顯著增長,河南、四川等地形成電子信息、新材料產業集群。國內轉移實現從“成本驅動”到“集群協同”的梯度升級。政策與市場驅動雙加持,讓東部沿海(珠三角、長三角)勞動密集型與資源依賴型產業,加速向中西部遷移,形成“成渝電子信息集群”“武漢長沙光電子走廊”“鄭州智能終端基地”等核心承接區。基本形成了“傳統制造業加速內遷,核心產業穩健轉移,全國空間格局重構”的大布局。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深圳的一些企業也向廣東省外轉移了產能。
有兩大因素驅動國內的產業轉移。一是成本因素:首先,東部工業用地成本高,如深圳是中西部地區的2—3倍;其次,人力成本差距在30%—40%左右;最后,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方面,中西部地區有15%的優惠政策。二是產業層次躍升——轉移不再是低端產能外遷,而是產業鏈垂直分工的區域優化。東部聚焦研發設計與高端制造(如深圳、上海側重芯片研發),中西部承擔中試生產與零部件配套(如西安半導體封裝測試),形成 “東部提質、中部承接、西部升級”的格局。
第三是海外布局。近15年,中國企業出海,可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2017年,勞動密集型先行(紡織業、手工業為主),主要去向是東盟,如中國紡織機械進口增速連續5年超20%;2018—2023年,裝備制造出海加速(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所逼),機械、電力設備行業資本品出口增速一到兩成;2024年至今,產能全球化布局,以汽車、蓄電池等為代表,海外建廠增速達30%左右。總而言之,中國企業出海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到“裝備制造引領”的階段跨越,與此同時,對外投資重心從拉美、歐美轉向東盟,泰國、越南成為核心承接地。
中資企業海外轉移,目前初步形成全球地位鞏固、質量效益提升、總量持續領跑的格局。同時,創新驅動轉型和國內外聯動,形成“國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循環為補充”的生態。國內產業鏈韌性增強,通過中歐班列降低了物流成本。
對中國企業而言,無論向國內轉移還是出海,都面臨一些挑戰。未來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創新轉化不足,也就是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二是人才供應失衡,如西安半導體人才缺口5萬人;三是地緣沖突與關稅壁壘加劇供應鏈不確定性。
經過多年的風雨歷練,在產業轉移布局的過程中,中國企業把握機遇的能力和應對挑戰的能力都在提升。相信在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加上企業家精神的日益煥發,中國企業一定會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不斷優化產業布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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