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基協數據統計,年內又有逾千家私募管理人注銷。而近10年來,已有超2.4萬家私募管理人成為歷史。
這場始于2016年的行業大出清,已從政策驅動的“一次性清理”,演變為監管與市場共同作用的常態化“深度洗牌”。
當備案門檻升至千萬、運營成本高達百萬,私募行業正徹底告別“草莽時代”,走向“強者恒強”的成熟發展階段。
兩輪注銷潮
近10年來,私募基金行業加速出清。
目前來自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以下簡稱“中基協”)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8月末,存續私募基金管理人19614家。其中,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7684家;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11740家;私募資產配置類基金管理人6家;其他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184家。
事實上,近10年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數量在持續下降,這與基金行業的注銷潮息息相關。
據中基協官網數據統計,截至10月13日,年內已注銷私募基金管理人1014家,較去年同期的1297家,減少283家,降幅約22%。其中,“主動注銷”“協會注銷”“12個月無在管注銷”以及“依公告注銷”4種類型注銷數量分別為486家、454家、71家和3家。
而9月下旬,在國新辦舉行的“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介紹,“私募基金風險整治扎實推進,約7000家僵尸機構完成出清,‘偽私募’等增量風險基本得到遏制。”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13日,自2016年以來的近10年間,私募機構注銷數量高達24171家。
回顧私募機構的發展,其經歷了兩輪注銷潮,最早一輪始于2016年。
據中基協數據統計,2015年基金管理人年度注銷數量僅為51家,但一年后的2016年狂飆至11249家,暴增220倍。
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空殼私募”的專項清理。
2016年2月5日,基金業協會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若干事項的公告》(俗稱“二五公告”),它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已登記但尚未備案首只私募基金產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即“空殼私募”),必須在2016年8月1日前備案首只產品,否則將被注銷管理人登記。
在“二五公告”發布前,已登記的私募機構有約2.5萬家,其中超過1.2萬家是未備案產品的“空殼機構”。這些機構很多只是為了持有一個金融牌照,并無實際業務。
結果是截至2016年8月1日大限,由于絕大部分空殼機構無法或無意備案產品,基金業協會一次性公告注銷了超過7800家私募機構。這一舉措直接導致了2016年注銷數據的暴增。
隨后,私募機構注銷數量逐步回落。基本在每年1000余家左右徘徊:2017年為1524家,2018年為772家,2019年為1072家,2020年為1057家,2021年為1234家。
新一輪私募機構注銷潮則自2022年開始。
2022年注銷2210家,同比大增79%;2023年,私募機構新一輪注銷達到峰值,全年注銷2537家,同比增加15%。
此后私募機構注銷再降速。2024年為1502家,2025年(截至10月13日)為1014家。
“新一輪出清浪潮中,首當其沖的是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私募,以及深受IPO退出渠道收窄困擾的股權類機構。甚至部分背靠產業或國資的‘實力派’也未能幸免,凸顯了行業困境的普遍性與深度。”一位私募行業資深人士介紹。
與2016年“政策突襲式”的清理不同,近幾年私募機構的注銷潮是監管政策持續發力、市場波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新一輪私募機構注銷潮背后最大原因是監管持續“扶優限劣”,私募合規成本與生存門檻急劇抬高,監管層通過一系列規則,實質性地將私募(尤其是證券私募)的門檻提升到了“類公募”水平。
2023年5月1日,《私募投資基金登記備案辦法》及配套指引正式實施。這份被稱為“私募史上最嚴新規”的文件正式生效。它從資本金、人員、制度、場所等方面全面提高了對私募機構的要求。特別是針對投資門檻提升,私募證券產品的初始募集規模大幅提升至1000萬元。
“私募產品門檻提升到最低1000萬元,且每個產品必須保持全年平均資產1000萬元以上。相當于是‘小公募’,門檻相比之前的100萬元提升了10倍。這不僅是數字的十倍增長,更是對私募機構募資能力、品牌信譽和持續運營實力的終極考驗,直接將大量‘草臺班子’拒之門外。”對此,一位私募人士表示。
新一輪注銷潮的三大推手
2022年以來,私募機構處于“常態化出清”狀態,市場的“冰河期”、行業的“自我凈化”和監管的“高壓線”成為新一輪注銷潮的三大推手。
一位股權私募基金董事長表示,“此輪注銷潮中,股權私募的退出壓力顯著高于證券類同行。主要困境是受IPO節奏放緩、撤材料增多影響,項目退出難,超額分成無法實現。同時,發行5年以上鎖定期基金極為困難,生存壓力巨大。”
盡管證券類基金在流動性管理上具備相對優勢,但其同樣面臨嚴峻考驗。
一位私募證券機構人士透露:“2022至2024年間,市場低迷與業績下滑形成了負向循環。管理費收入隨規模萎縮而銳減,業績報酬更是無從談起。在新發基金舉步維艱的同時,存量產品還面臨持續的贖回壓力,許多機構最終因規模跌破清盤線或無法覆蓋運營成本而退出市場。”
同時,行業運營成本的攀升進一步加劇了生存壓力。據私募人士介紹,在當前嚴監管下,維持一個私募牌照的成本(人力、場地、合規、審計等)每年要支出100萬元至幾百萬元。
“若連續三年處于凈消耗狀態,實繳一千萬的注冊資金就花光了。”上述私募人士說。
對于那些本就業務清淡、只想“持牌觀望”的機構來說,繼續保留牌照已不再經濟,因此大量小私募選擇主動注銷。
另一方面,近幾年監管層對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加大,一批失聯機構、“偽私募”、“亂私募”等存在問題的機構被基金業協會強制注銷。
事實上,與2016年相比,2023年的出清不再是政策引發的“突發性地震”,而更像是一場持續已久的“監管、市場、行業”三重壓力造成的“嚴酷氣候”下的自然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輪注銷潮下,監管建立了常態化的核查和退出機制。對于那些長期沒有發行產品、沒有實際運營,或無法滿足持續運營條件的“僵尸機構”,中基協定期、批量地予以注銷。
生存之道
專家普遍認為,接下來,私募機構出清趨勢仍將延續,但速度和數量會比前幾年大幅下降,未來一年注銷兩三千家的情況或難再現。
中國私募行業已經進入了“強者恒強、剩者為王”的深度整合階段。
“被注銷的私募機構大多是中小私募,留下的是比較大的機構,這種出清對行業不是壞事。”一位私募機構高管表示。
多位接受采訪的私募人士均認為,從發展趨勢來看,頭部私募機構規模將越來越大,中小機構生存空間收窄,同時行業分化加劇。
對此,格雷資產總經理張可興表示,此前私募“野蠻生長”,機構數量一度激增至數萬家,良莠不齊。當前的注銷潮是行業從“量的擴張”走向“質的提升”的必然調整。
一位股權私募總經理表示,未來的競爭將是專業化、合規化和品牌化的綜合實力比拼。因此未來有實力的私募機構將做大做強,而小私募可能會越來越少。比如,未來可能是一些上市公司集團,甚至國企成立私募股權基金,反而個人系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空間較小。
對于私募機構的生存發展,記者發現,機構主要聚焦于三方面:
一是根本在于業績:沒有可持續的優秀業績,一切無從談起。二是關鍵在于募資:在存量市場中,找到認可自身策略的增量資金是巨大挑戰。三是基礎在于合規:高昂的合規成本是必須跨越的經營門檻。
面對分野,不同的私募選擇不同的生存路徑:有的走“小而美”的精品路線,深耕特定策略,服務同心客群,不貪大而求強;有的構筑“類公募”的綜合平臺,通過多元策略和完善中后臺,以機構化運作搏擊市場。
一位私募老總表示,“私募要生存發展,投研體系要適合長期生存,同時需要投入基本的合規成本,以及把更多資金精力投入到研究,以求獲得更可持續的業績來獲得更多投資人認可。”
格上基金研究員蔣睿指出,私募行業當前存在頭部競爭白熱化,而中小機構生存空間收窄等挑戰。對于頭部機構而言可依托規模優勢布局全策略,而中小機構則需避開同質化競爭。此外,中小機構通常欠缺投研資源,可委托第三方機構完成信息披露報送、審計備案等非核心業務,將資源集中于投研,或通過與高校、產業園區合作建立人才儲備等。
格上基金研究員托合江則認為,對于私募機構而言,需要強化合規內控,按照規定條件運營,特別是中小機構尋求差異化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