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網
趙黎昀
2025-10-09 10:27
馮奎（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
筆者在近期的“十五五”規劃調研中發現一個顯著動向：沿海省市正在將海洋從“背景圖”推向“主戰場”，比如廣東、浙江、福建等地多個城市紛紛將“海洋城市”寫入規劃藍圖。海洋大省廣東明確提出，推動廣州海洋創新發展之都、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支持珠海、汕頭、湛江等地建設各具特色的現代海洋城市。《湛江市特色型現代海洋城市發展規劃》《廣州市建設海洋創新發展之都規劃》等相繼出臺，為全國海洋城市建設提供了“廣東樣本”。
海洋城市這一新定位不僅關乎經濟發展方式的升級，更是對國家海洋強國戰略的積極響應，預示著中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有了更多“藍色”特征。
過去，盡管沿海城市一直處于對外開放的前沿，但其發展重心主要還是錨定陸域經濟，港口大多僅作為“出口通道”存在，海洋要素未能充分融入城市發展的核心邏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來，建設海洋城市，核心是要將海洋從“輔助資源”提升為“核心增長極”，推動城市發展轉向“陸海統籌”。
這種轉變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戰略意義。我國管轄海域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這是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力所在。沿海地區已具備建設海洋城市的堅實基礎。以廣東為例，2024年海洋生產總值占GDP比重達14.1%，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近三分之一，海洋經濟已成為區域發展的“藍色引擎”。
建設現代海洋城市，打開了城市發展的新空間，提出了極具挑戰的新命題。從海洋城市規劃建設已有成效和經驗來看，最關鍵的是要以海洋新質生產力為核心驅動力。在前沿技術領域，要集中力量攻堅克難，比如依托海洋大學、實驗室等創新平臺，重點突破深海探測、海洋新能源、藍色碳匯等一長串的“硬科技”，讓科技成為城市向海洋延伸的“助推器”；在傳統產業升級方面，要大力推動數字化轉型，比如運用物聯網、大數據改造海洋漁業，打造“智慧海洋牧場”，讓傳統產業迸發新活力。
第二，我國發展海洋經濟，要與構建現代化城市體系深度結合。從全球經驗看，海洋強國的競爭本質是海洋城市群的競爭。比如日本東京灣城市群通過東京的金融航運、橫濱的高端制造、千葉的臨港產業協同，形成全球領先的海洋經濟集群；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紐約為核心、波士頓為科創支點、費城為制造基地，構建起“功能互補、聯動高效”的海洋城市網絡。我國的城市群、都市圈正在加速形成之中，建議在國家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將“海洋城市帶建設”納入未來規劃，更加明確海洋經濟帶、海洋城市群、海洋都市圈、重點海洋城市群的功能定位。有關部委與省市之間要建立跨區域協調機制，在港口聯動、產業協同、生態共治等領域突破壁壘。在區域層面，要推動城市錯位發展。這方面，廣東的實踐頗具參考價值，比如廣州立足“海洋創新發展之都”，主攻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工程裝備研發；深圳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為目標，強化國際航運、海洋金融功能；珠海、汕頭、湛江則分別依托生態優勢發展海洋旅游、圍繞臨港區位布局先進制造、立足資源稟賦做強現代漁業，有效避免了同質化競爭。
第三，應高度重視韌性城市建設以保障可持續發展。海洋城市直面臺風、風暴潮等自然風險，也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韌性建設是“必答題”。在工程韌性上，要提升基礎設施抗災標準，比如修訂海岸防護工程規范，將臺風防御等級提升，確保重大設施安全；在經濟韌性上，應推動產業多元化，比如通過海洋旅游、海洋會展等內需型產業，對沖外貿波動影響；在生態韌性上，應加強海洋生態保護，比如推進紅樹林濕地修復、開展海灣綜合治理，守護海洋生態本底等等。
第四，以制度型開放提升全球競爭力。海洋城市天然具有開放屬性，需通過制度創新打開發展空間。下一步，在改革開放中勇立潮頭的頭部海洋城市，還需主動對接RCEP等國際規則，在海事仲裁、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擴大開放，同時深化與周邊海洋國家合作，比如與東南亞國家共建港口、聯合開展海洋環保項目，從“規則追隨者”向“規則參與者”轉變。
總之，從沿海城市到海洋城市的定位，不是地理范圍的簡單延伸，而是城市發展邏輯的深刻變革。在這個意義上，“十五五”掀開了海洋城市發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