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寶
余莉
2025-10-09 10:56
5425家A股上市公司的董秘，是維護百萬億市值的重要職群。近年，隨著公司治理體系優化、投資者要求提升、“關鍵少數”責任強化，董秘正從“合規配角”升級為公司治理的核心建筑師。
一是職業定位上，從合規執行者向戰略協同者躍遷，要推動公司治理框架與資本市場改革同頻共振；二是能力結構上，從單一職能向復合生態升級，要能縱向深耕資本運作全鏈條，橫向構建“數字化管理”“ESG價值整合”等多維能力矩陣；三是視野格局上，要從本土向全球拓展，搭建國際化投資者關系管理體系。同時，違規處罰加重，也倒逼其審慎履職。
值得關注的是，董秘不僅成為“創二代”的接班跳板，也吸引眾多投行人士加盟。不過，其年齡斷層加劇，40歲以下董秘占比已減少至1/5。新生力量不足，資深從業者數字化轉型遲緩，或影響這一群體的履職效能。
資本市場新生態下，董秘需以治理能力為根基、以技術應用為杠桿、以風險防控為底線，成為連接董事會、管理層與投資者的核心樞紐。隨著《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修訂，其薪酬也將進一步與公司和自身價值綁定。2024年，董秘的平均年薪達74.47萬元，雖然連續兩年小幅下降，但持股比例大幅提升，超1/3的董秘獲得股權激勵，最高市值近20億元。
來源：新財富雜志（ID：xcfplus）
作者：劉鮮花
A股投資者正迎來期待的“慢牛”。
自2024年“924新政”后，一系列增量政策組合拳落地，上證指數已從近2700點攀升至3800點上方，連續創下十年新高。2025年8月18日，A股上市公司市值總和有史以來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8月25日，A股日成交額史上第二次超3萬億元，連續9個交易日破2萬億元，刷新歷史紀錄。
見證歷史的行情背后，有目共睹的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優化與DeepSeek、中國制造“新三樣”、《黑神話：悟空》和拉布布（LABUBU）所代表的自下而上的科技、產業、文化突圍形成合力，改寫中國敘事框架，強化資產重估邏輯，為市場注入深層動力；鮮為人知的是，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的監管與實踐正經歷深刻變革，牽引著A股脫胎換骨，從“融資市”走向“投資市”。
高質量的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行穩致遠的基石。近年來，一系列重磅改革平穩上路，一方面，健全公司治理制度，重構制衡體系，科學界定權責，另一方面，完善發行上市、并購重組、再融資、股權激勵、分紅回購等機制，推動上市公司做優做強，回報投資者。
在此進程中，董秘作為連接上市公司與資本市場的核心樞紐，也正從幕后的信息樞紐與合規把關者，向戰略協同者、價值創造者躍遷。
資本市場新生態中，一名優秀董秘，必定是深度融入產業與市場，能參與企業戰略制定、駕馭復雜資本運作、管理投資者關系，為公司創造長期價值的戰略型、價值型高管。
01
治理體系重構：全流程監管“關鍵少數”，600余公司取消監事會
新“國九條”引領下，2025年，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仍貫穿全年，以加快構建適配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生態，提升創新資本形成效率，促進科技、資本、產業良性循環。
這場關系千萬重的大變革中，公司治理體系的改革與董秘息息相關。
其一，是治理結構重構，審計委員會接棒監事會。
2025年3月，證監會集中修改88件與新《公司法》配套的規章，明確上市公司應當在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會職權、不設監事會的規定，并刪除關于監事會、監事的規定。上市公司“董監高”的提法，正成為歷史。
Wind資料顯示，自2025年3月以來，已有超過1000家A股公司通過股東大會決議，取消監事會設置，其中600余家明確發布了取消監事會并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
不少專業人士認為，取消監事會，將監督職能整合到董事會下的審計委員會，有助于簡化治理結構，提升決策效率。新環境下，董秘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大幅提升，需要推動董事會壓實監督職責、審計委員會填補監事會的職能空缺。
比如，在財務監督上，董秘不僅要關注財務信息披露，還要協助審計委員會審查公司財務狀況，關注內部控制制度，防范財務風險；在合規性監督上，董秘需要密切關注公司日常運營各環節，確保符合法律規范和公司制度，如參與重大合同簽訂審核、監督內部管理流程合規性。
其二，是信披機制革新，從“形式合規”向“實質有用”轉型，以提升信披質量。
2025年3月，證監會公布修訂后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其中修訂了年報、半年報的披露準則；吸收監管的實踐經驗，強化了風險揭示要求；強化了對部分重點事項的監管，包括增加對信披“外包”的要求、優化了重大事項披露時點、明確了非交易時段發布信息的要求等，并將違規處罰金額上限調整至十萬元。此外，規定上市公司按照交易所規定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ESG信披從“自愿披露”變為“法定強制”。
信披是董秘的基礎工作，《新財富》雜志2025年度針對董秘職群的調研顯示，其信披和合規管理工作中，定期報告（年報、半年報、季報）的編制和審核是最為耗費精力的環節，其次是確保披露內容符合最新監管要求，再次是協調各部門提供準確數據與信息。
《信披辦法》刷新后，如何更好履職，成為董秘必修課。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辦法7月1日實施首日，就有*ST萬方(000638)、人樂退(002336)兩家公司因信披問題被交易所“公開譴責”。
其三，是“關鍵少數”責任強化，全周期約束與激勵并重。
2025年7月25日，證監會就《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修訂公開征求意見。本次修訂堅持問題導向，圍繞“關鍵少數”，做出全流程監管的針對性、制度性安排，傳遞了促進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忠實勤勉履職，規范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行為的鮮明信號。
針對董事、高管，新規構建了“任職—履職—離職”的全鏈條管理制度，要求明確其任職資格，并強化了董事會提名委員會的審核責任；要求上市公司建立薪酬管理制度，合理確定董事、高管的薪酬結構和水平，且薪酬與公司經營業績、個人業績相匹配。
針對控股股東，嚴格限制其可能對上市公司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同業競爭，并強化相關披露要求；對其派員擔任上市公司高管進行約束，保障上市公司的獨立性；加強關聯交易監管，完善董事會對關聯交易的識別、審議要求。
這意味著，董秘作為公司高管，不僅自身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管，也要加強對其他“關鍵少數”的監督，推動董事會、高管層職責清晰、運作高效；考察管理層決策是否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關注重大決策依據、程序是否合規，發現違規行為，及時報告并糾正，維護公司治理平衡穩定。尤其是一些中小市值公司、民營企業，董秘的公司治理及合規管理任務更為吃重。
其四，是退市機制優化，A股加快“出清”。
“應退盡退”的政策導向下，2025年截至8月22日，已有23家公司退市，其中，交易型退市（如股價低于1元面值）有8家，規范型退市有7家，主動型退市有3家，重大違法強制退市、財務型退市分別有3家、2家。
由此，有23人已失去上市公司董秘的光環。由于不少退市公司業績堪憂，不乏董秘因欠薪等原因辭職，職業生涯面臨轉折。
退市常態化下，董秘作為公司風險防控的核心力量，需要構建更為完善的風險預警和防控體系，對公司重大決策、業務活動、運營風險、財務風險、法律合規風險等進行全面監測、定期評估，及時發現潛在風險點，并牽頭制定應對措施，保障公司的穩健運營。
處于退市邊緣的“戴帽”公司董秘，還需扮演救火隊員，在公司財務重整、戰略轉型等層面提供更專業的方案。
整體來看，制度重構悄然改變著資本市場的生態，以新《公司法》為基礎、多維度規則協同的治理框架日益成形。中國公司治理邏輯正從“合規驅動”轉向“價值創造驅動”，從“被動滿足監管要求”升級為“主動通過治理優化，釋放企業價值”。董秘的角色與職責，也得以重新定位。
對于自身在公司治理中的關鍵職能，董秘已有共識。
在《新財富》雜志的調研中，當被問及“董秘職位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時，近八成的受訪董秘認為“至關重要”，是公司戰略決策的核心參與者；兩成的董秘認為“比較重要”，要承擔信息樞紐與合規把關職責。
而在以往的調研中，不少董秘未進入公司董事會，淪為“信披通道”，既難參與核心決策，又需為其他部門信息疏漏擔責，在家族企業或一股獨大的治理缺陷下，更易成為“夾心層”。
02
穿透式追責：600萬元罰金，凸顯職業風險加劇
資本市場改革不僅指引了董秘如何“有所為”，也明確了哪些“不能為”。
截至2025年8月21日，A股共有5425家上市公司，其總市值超過110萬億元。作為維護百萬億市值的重要職群，5400多位董秘并不好當。
2025年內，A股上市公司已累計收到違規處罰1508次，處罰總金額達到10.6億元。其中，公司運作及治理類違規占比超八成，特定重大事項披露、定期報告披露、業績預告（快報）公告等信披類違規也較為突出。
個人因違規受罰的數量更多。同期，A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東、員工等人士累計收到2600次違規處罰，處罰總金額達到8.77億元。
《新財富》雜志統計發現，其中有超360家公司的董秘被處罰，最高處罰金額達600萬元，為*ST高鴻(000851)前董秘兼財務總監丁明鋒，其也被采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這家公司因財務造假、9年虛增收入198.76億元，被罰1.35億元，董監高合計被罰3375萬元，總計被罰超1.6億元。
另一例受到重罰的，是*ST廣道(839680)。其于2021年11月上市，或因重大財務造假，虛增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成為北交所第一家退市的公司。其現任董監高、實控人全部被罰，其中，集副總經理、財務總監、董秘多職于一身的趙璐，被處以500萬元罰款，并終身市場禁入。而趙璐2024年的年薪為31.92萬元。
當合規成本與薪酬出現倒掛，董秘也需更為審慎履職。
強監管下，違規董秘還面臨更高的法律風險。202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證監會聯合印發的《關于嚴格公正執法司法 服務保障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依法打擊欺詐發行和持續信息披露造假，推動刑事打擊、民事追責、行政處罰有機銜接，以“零容忍”態度切實震懾犯罪行為。
密集的罰單、高額的罰金、加碼的法律責任追究，清晰釋放了信號：監管層正通過穿透式追責，倒逼董秘群體筑牢合規防線。
從調研來看，當下董秘面臨的主要工作壓力中，“監管合規要求”依舊最大，選擇比例達到88.4%；“市值管理壓力”居第二，選擇比例達84.3%；“公司內控管理”“媒體輿論監督”“獲得機構投資者關注”的選擇比例也超過50%；“獲取內部認可”“公司戰投壓力”的選擇比例僅為30%，相對較低（圖1）。
圖1：董秘工作面臨的主要壓力
數據來源：《新財富》雜志
對此，也有董秘認為，當前，職群的挑戰集中于合規風險與權責失衡的雙重壓力。穿透式追責機制要求董秘對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完整性承擔首要責任，而實踐中，董秘在跨部門協作中普遍缺乏對財務、業務等核心部門的實質調度權，導致其陷入“責任無限、權力有限”的被動處境。
有董秘提及，不少典型案例顯示，即便董秘本人未直接參與財務造假，但仍會由于未能核查資金異常流向或及時披露重大訴訟，因“未勤勉盡責”被監管追責。這種“權責倒掛”，不僅加劇職業風險，更凸顯治理架構中董秘職能定位與權責邊界的制度性矛盾，亟需通過優化內控授權體系、建立職業責任緩沖機制等方式破解。
事實上，無論治理重構的方向所指，還是“權責倒掛”的矛盾破解，其核心均在于董秘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升級。
03
市場挑戰：5400家時代，如何傳遞價值、創造價值
監管之外，董秘也面臨市場的挑戰。
當下，A股市場包容性和吸引力大大提升：融資端，越來越多高成長、科創企業上市，“含科量”顯著提升；投資端，中長期資金、新資金、外資加速入市，賺錢效應顯現，上市公司回報投資者意識增強，2024年，全市場分紅2.4萬億元，實施股份回購近1500億元，均創歷史新高。
交投日益活躍的環境下，如何向投資者充分、準確傳遞公司價值，乃至推動公司創造價值，董秘普遍感受到多重壓力。
一是投資人對信披質量和效率的要求提升。董秘們普遍認為，上市公司數量超過5400家，關注度成為稀缺資源，投資者更注重通過對上市公司質量的判斷來尋找標的。由此，信息披露也從依法合規轉向價值賦能，董秘需突破“模板化披露”模式，通過突出公司技術壁壘、商業模式創新等核心競爭力，建立市場辨識度，在合規與價值傳遞間找到平衡點。
同時，需要不斷優化披露流程，利用數字化工具等，確保各類信息披露及時、準確、完整。此外，隨著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加速，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也成為重要工作內容。
二是投資者關系管理難度加大。可資佐證的是，在《新財富》雜志2025年度對董秘職群的調研中，當被問及日常工作中投入時間最多的三項事務時，“投資者關系管理”“協助公司戰略規劃與資本運作”“信息披露與合規管理”居前三位，選擇比例均超過76%（圖2）。
圖2：董秘日常工作中投入時間占比最高的三項事務
數據來源：《新財富》雜志
尤其是中小市值公司，可能面臨缺乏市場關注的問題。因此，董秘需要加強主動溝通，通過業績說明會、路演、投資者開放日等活動提升曝光度，利用新媒體平臺等加強與各類型投資者互動，提升投資者粘性。
三是市值管理重要性凸顯。部分行業和中小市值公司存在估值偏離市場價值的問題，董秘需要制定科學的市值管理方案，例如，通過穩定分紅預期、加強市場溝通等方式，提升市場認可度。同時，董秘要建立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提升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避免不實信息傳播對股價造成沖擊。
當前，危機處理能力也成為董秘職業的分水嶺。有董秘基于自身經驗建議：一是建立風控防火墻，每日核查信披文件合規性，設置敏感信息分級訪問權限；二是預演危機場景，制定輿情、監管問詢、股價異動等應急預案；三是建立關鍵人脈（監管、媒體、行業專家），危機發生后，即時與其保持聯系。
四是再融資競爭加劇。2025年以來，再融資項目終止實施（含股東大會未通過）的公司超百家，其中主動撤回的公司有20余家。為保證再融資順利成行，董秘需持續提升專業能力，熟悉市場規則和監管要求，充分注重實操的策略性和創新性，向市場傳遞募資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是否過度融資、資金投向等信息。
五是ESG信息披露關注度提升。越來越多ESG投資者通過正面篩選策略，選出具有良好ESG表現的公司，董秘也要成為ESG理念的倡導者，推動公司可持續發展，以進入ESG投資者的視野，獲得低成本的綠色金融支持。
市場新生態下，董秘的核心競爭力在于能否將“合規底線”轉化為“價值創造”，將“信息披露”升維為“戰略敘事”，將“資本運作”深化為“生態構建”，實現角色升級。
04
董秘角色升級：從“合規執行者”，到“戰略協同者”
如今，資本市場變革的浪潮下，董秘需要詮釋不一樣的角色：不僅要推動公司優化治理框架，與資本市場改革同頻共振；也要深度參與公司戰略制定、重大投資決策，評估內控風險，守住合規底線。
在職業定位上，其要從“合規執行者”向“戰略協同者”躍遷，轉變為兼具合規洞察與戰略視野的董事會決策參與者和專業顧問。隨著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整，作為信息樞紐的董秘，能夠憑借對市場動態、法律法規、公司運營狀況的全面深入了解，為董事會制定公司戰略規劃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并從合規風險、市場反應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避免決策失誤，確保長期可持續性。
在能力結構上，其要從單一型向復合型升級，縱向深耕資本運作全鏈條，橫向構建數字化管理、ESG價值整合等多維能力矩陣。
在視野格局上，其要從本土視角向全球治理拓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A+H”不斷升溫下，董秘需要熟悉跨境監管差異，搭建國際化投資者關系管理體系，在波譎云詭的市場中，講好資本故事。
有光伏企業的董秘提到，光伏行業正處于從野蠻生長向“高質量發展”和“全球化競合”深度轉型的關鍵階段，這對董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既要懂產業、懂技術、懂戰略，又要精資本、通合規、善溝通，還要具備全球視野和強大的風險管理能力。
有董秘認為，這一職群正從“合規守門人”升級為公司治理的“核心建筑師”。也有董秘指出，董秘的終極轉型目標是成為“治理架構師”——平衡合規性、戰略性與技術性，推動企業從“規模擴張”轉向“治理質量提升”。
在受訪董秘們看來，這一過程中，其價值不再局限于完成合規動作，而是通過優化治理架構、鏈接戰略資源、釋放數字效能，為企業創造可持續的資本價值。對于自身，這既是突破職業天花板的機遇，也是以“終身學習”姿態擁抱變革的倒逼；既要夯實專業功底，又需培養戰略視野與技術思維，在資本市場的深水區，成為企業價值的守護者與締造者。
05
T型能力矩陣：更新知識結構，跨越數字門檻
隨著工作的重要性、專業性、復雜性提升，董秘早已不再是一個人單打獨斗，團隊化作業成為主流模式。一個董秘團隊中，可能包括專門負責信息披露、投資者關系管理、股東會和董事會事務、股權管理等事務的人員。
不同規模的企業則會根據自身需求，配置董秘團隊。《新財富》雜志的調查顯示，A股上市公司董秘團隊的人員規模呈梯度分布特征，“4—5人”是主流，占比達42.62%；“2—3人”約占1/3，“6—10人”占比為18.64%，另有5%的團隊突破10人（圖3）。
圖3：上市公司董秘團隊的人員規模
數據來源：《新財富》雜志
此外，董秘的學歷背景也在升級。《新財富》雜志統計發現，碩士學歷的董秘數量最多，有2590位，占比達到47.7%；本科學歷的有2368位，占比為43.6%，二者構建起了董秘的基本盤。此外，博士學歷的董秘有152位，占比為2.8%，另有256位董秘為大專學歷，中專和高中學歷的董秘也有19位。
從畢業院校來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培養的董秘總計達到501位，其所在公司總市值達到18.3萬億元，占比接近1/5。
從專業背景來看，近八成董秘為金融學、會計學、法學等專業，與這一工作需要的能力高度相關。隨著董秘職業化的推進，投行、證券分析師、律師等職業背景的人員轉型做董秘也愈發常見。
盡管董秘已屬于高級人才，但面向未來，其仍有需要進階之處，尤其是數字化工具應用能力有待提升。
在《新財富》的調研中，被問及“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是否已應用于日常工作時”，只有18.89%的董秘選擇“廣泛應用，顯著提升效率”；超七成董秘選擇“部分應用，有一定幫助”；仍有7%的董秘尚未應用，但計劃嘗試。
當下，隨著AI技術重塑溝通與決策模式，數字化已成驅動治理效率的核心引擎。董秘作為“內外樞紐”的職業特性，更需高效履職，打破數據孤島。
從另一維度看，近年來，監管層處罰上市公司高管，最多的原因是“未勤勉盡責”。其實，監管層審視勤勉盡責，有兩個關鍵點：一是關鍵時間點是否及時行動，二是有無做好文件留存。而AI技術恰恰能解決這兩個痛點——第一時間獲取信息并提醒處理，同時自動留存文件。
因此，董秘的數字化進程仍需從多方面加以改進，包括開發更多智能化工作，減少重復性工作；實現數據的深度分析與應用，輔助決策；加強與投資者的數字化互動體驗等。
有董秘指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進入“秒級響應”時代，年報編制、輿情監測、監管問答等場景對效率要求極高，具備數字化能力的董秘將顯著勝出：一方面，需主導搭建IRM（投資者關系管理）系統，實現公告自動生成、監管問詢智能預警、投資者畫像分析等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動董事會數字化治理，例如，通過區塊鏈存證股東大會表決記錄、利用AI分析ESG報告數據一致性。
另有董秘提出，整個職群需要構建“T型能力矩陣”：縱向精通財務（如獲得CPA證書）、法律（熟悉《公司法》、《證券法》）、熟悉信披系統（如XBRL）、監管要求（如硬科技、生物醫藥監管差異）、ESG信披體系；橫向提升商業洞察力、技術敏銳度，掌握基礎數據分析工具，關注生成式AI在合規中的應用，打造復合型知識結構。也有董秘建議同行學習Python基礎數據處理、BI可視化工具（如Power BI），并與IT部門協同開發定制化合規管理模塊。
從《新財富》的調研看，在信息披露文本智能審核、投資者關系數據分析、輿情監測與預警、會議安排與流程自動化、監管政策智能推送等數字化變革上，不少董秘已先行一步，這倒逼其他人革新技術模式。
整體看，技術工具已經深度滲透董秘工作的三大場景。
其一，是合規治理智能化，主要是借助AI輿情分析、自動化披露系統，提升信披效率；搭建數字化治理平臺，實時監測關聯交易、內幕信息風險，為董事會提供動態數據支撐。
其二，是投資者關系線上化，虛擬股東大會、在線路演成為常態，董秘需熟練運用社交媒體、數據分析技術，精準觸達投資者，通過行為洞察，實現信息定制化推送。
其三，是決策支持數據化，以數字化手段整合內外部數據，為戰略規劃提供量化依據，推動治理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轉型。
從調研看，不少董秘已經開啟線上投資者關系管理模式，雖然接待調研、召開業績說明會仍然是主流的投資者溝通模式，但是，使用交易所互動平臺的選擇比例已達到86.9%，電話會議的選擇比例達到75.8%，另外，社交媒體（如微信公眾號、微博等）也有35.8%的選擇比例（圖4）。
圖4：在投資者關系管理方面，董秘與投資者溝通的渠道
數據來源：《新財富》雜志
不過，《新財富》調研發現，董秘在推動數字化管理（如信息披露系統、投資者關系管理平臺等）時，也遇到了不少挑戰。其中，“數據安全與合規風險擔憂”首當其沖，選擇比例達到了84.5%；此外，技術投入成本過高、系統兼容性與集成困難、缺乏專業技術人才支持等也均構成一定挑戰（圖5）。
圖5：董秘在推動公司數字化管理時遇到的主要挑戰
數據來源：《新財富》雜志
可見，在數字化工具應用成為董秘履職核心競爭力的同時，科技融合的推進也需遵循業務合規、技術可行、成本可控的原則。
同時，一個數字化董秘的煉成，需要公司提供各種資源支撐。從調研來看，近八成的董秘認為，所在公司為其提供了專項培訓和職業發展支持，且支持力度較大；有兩成董秘認為支持力度有限，而選擇沒有支持的比例只有2.18%。
可以預見，具備“資本運作+財務+法律+行業”復合背景、精通數字化工具、能駕馭復雜資本運作的董秘，正成為市場稀缺資源。
06
人員結構：橄欖型年齡分布存隱憂，“企二代”接班絕佳跳板
董秘群體的數字化進程，與其年齡結構也有一定關系。
《新財富》統計發現，A股董秘的平均年齡為45歲，近年變化不大，但在結構上呈橄欖型，且斷層更為嚴重，40歲以下的董秘數量持續減少，50歲以上董秘占比達到1/4（圖6）。
董秘職群呈現的這一顯著代際特征，可能導致結構性矛盾：資深從業者面臨數字化工具應用障礙，年輕群體則缺乏資本運作經驗，這都會直接影響這一群體的履職效能。
有意思的是，統計數據與人們的感知存在明顯偏差。在調研中，董秘普遍反饋的是職群正呈現年輕化趨勢。這種認知差異的成因，或許在于媒體上頻繁出現“90后董秘、00后證代上任”的新聞。
圖6：近年董秘的年齡結構發生變化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數據，《新財富》整理（注：環形圖由內向外，分別為2025、2024、2017和2005年）
實際上，A股30歲及以下的董秘僅有45位，31—40歲年齡階段的董秘有1449位，這兩個年齡段的董秘占比僅為27.5%。
目前，最年輕的董秘是圣達生物(603079)董秘ZHUJENNY YI-XUAN（朱怡萱）。她是公司實控人洪愛之女，出生于1999年，今年26歲，碩士學歷，自2023年3月擔任董秘職務，當時年僅23歲。另一位出生于1998年的胡銳，2024年9月出任宇新股份(002986)董秘，與公司實控人、董事長胡先念為父子關系。
可以看到，“海外留學鍍金+回歸家族歷練”已成為不少企二代的路徑選擇，董秘則成為他們歷練的關鍵崗位——這一崗位不僅需統籌多方核心資源，更能讓二代在實踐中熟悉企業運營邏輯與資本運作規則，為未來接掌家族事業奠定基礎。
不過，從董秘到最終執掌企業，也需要漫長的歷練過程。以雙星新材(002585)為例，其董秘吳迪在這一崗位上深耕14年后，2025年6月才被提拔為總經理，同時繼續兼任董秘一職。吳迪與公司董事長吳培服為父子關系，他不僅全程參與了雙星新材的IPO進程，還主導完成了14億元的定增，積累了豐富的資本市場經驗。
盡管董秘這一崗位因重要性和專業性，對從業者成熟經驗、風險把控能力有極高要求，但年輕董秘占比逐年降低，也提示上市公司需重視人才培養。隨著企業治理、數字化要求提升，儲備一批兼具專業素養、創新思維與成長潛力的年輕董秘，對資本市場的人才梯隊建設至關重要。
07
高薪與高流動：超1/3獲股權激勵，1/4任職不足兩年
董秘近年的另一特征，是流動性持續高企。
數據顯示，2025年截至8月21日，已有529家公司迎來新任董秘，占A股公司總數的近1/10。若將時間線拉長到2024年，近兩年新上任的董秘更是達到1302位，占比高達1/4——這意味著，當前A股每4位董秘中，就有1位任職時間還不到兩年。
頻繁的人員更迭，也讓市場對董秘崗位的穩定性和職業發展路徑愈發關注。
從薪酬來看，2024年，A股上市公司董秘的平均年薪為74.47萬元，相較2023年的76.5萬元下降了2萬元，大約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圖7）。
圖7：2017年以來，A股上市公司董秘的平均年薪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Wind，《新財富》整理
分板塊看，其年薪差距相當明顯。其中，科創板董秘以85.4萬元位居榜首；主板董秘緊隨其后，平均年薪達77萬元；創業板董秘平均年薪為70萬元；北交所董秘則相對偏低，平均為46.8萬元。
2024年，董秘的年薪降幅在A股公司高管中居前。橫向對比來看，財務總監的平均年薪為79.31萬元，總經理和董事長分別為128.37萬元和118.89萬元，獨立董事加薪5.2%至9.52萬元（圖8）。
圖8：2024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及變化
數據來源：Wind，《新財富》整理
《新財富》雜志多年跟蹤董秘的薪酬水平，自2017年以來，隨著資本市場擴容，董秘的專業水平和作為空間提升，其平均薪酬穩步提升，到2022年達到77.2萬元。不過，近兩年受宏觀環境和資本市場波動影響，不少企業降本增效，對高管薪酬進行了調整。薪酬水平與公司市值、業績表現及市場活躍度掛鉤的董秘，也受到影響。
進一步從持股來看，截至2024年末，A股有超2000家公司的董秘獲得了股權激勵，占比超過1/3，相較2023年大幅提升。
這2000余位董秘的平均持股市值達到2610萬元，有6人的持股市值超過億元，其中3位是董事長代理董秘。此外，匯川技術(300124)董秘宋君恩的期末持股市值達到19.64億元，2024年的薪酬為222.54億元，其出生于1972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學歷，曾供職于華為和艾默生。
《新財富》的調研數據顯示，超七成受訪者認為當前自身的薪酬待遇與工作強度、責任相匹配，其中15.25%的董秘明確表示“非常匹配”；另有21%的人選擇“一般匹配”；僅有5.3%的董秘認為薪酬與工作強度“不太匹配”。可以看出，絕大多數董秘對薪酬的認可度較高。
2025年7月新修訂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要求董事、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個人業績相匹配，完善高管薪酬支付機制，通過止付追索、遞延支付等安排，進一步實現利益綁定。
在《新財富》的調研中，董秘的薪酬構成中，基本工資的占比約為55.35%，績效獎金占比為34.79%，股權激勵的比例為8%。未來，隨著《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修訂，董秘的薪酬結構或將進一步與業績綁定，與創造的價值相匹配。
整體而言，董秘需以治理能力為根基、以技術應用為杠桿、以風險防控為底線，在復雜的監管與市場環境中，成為連接董事會、管理層與投資者的核心樞紐。持續學習、拓展邊界、深化洞察、堅守底線，是其應對挑戰、實現職業進階的不二法門。
與此同時，企業也需要為董秘提供充分授權與資源支持，助其以戰略視角整合資源，以合規底線防控風險，以創新能力塑造差異化價值，在資本市場的復雜生態中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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